从文明的高度来理解秩序——读潘岳《秦汉与罗马》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理智和情感

  晚清的中国知识界存在一种迷茫，列文森将之归结为“理智”和“情感”的矛盾，这个结论不知是否多少来自他对梁启超的研究。要说纠结和迷茫，梁启超很典型。潘岳在《秦汉与罗马》的长文中说：“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自由’与‘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有着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历史完全不同。”擅长在公共媒体发表政见的梁启超一方面善于引入大量西方的政治术语来激发国内的改革热情，另一方面，他也时常发现加诸中国制度和秩序的许多西方“定义”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所以，从“理智”和“情感”冲突的角度来概括他身上的矛盾未必合适。换句话说，梁启超的矛盾并不在于他“理智”上认为中国要毫无保留地学习西方价值，“情感”上又眷恋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而是更多地体现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但到底学什么呢？当时的许多人都把中国的政治和法律看成是西方政治与法律的反面，这种观念即使到今天依然有很大的市场，比如潘岳文章里举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克斯•韦伯的“家产制国家”等说法。在很长时间里，这些理论概括都是我们“自我批评”的依据，全然不顾中国传统政治是否可以仅仅用“专制”来概括之。后来，钱穆和张君劢专门就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钱穆看上去有为中国传统政治做辩护的倾向，但他的作品所揭示的许多史实，比如皇帝的私家财富和国家财政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由宰相制度所代表的君臣“共治天下”的权力结构等，恐怕都可以作为反驳韦伯“家产制国家”概念的证据。

  直到今天，我们用来概括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制度的主要思想“范式”都来自西方的经验。20世纪以来的许多学术争论，均源自用这些范式解释中国本土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匹配”。所以，当我们“理智”地学习西方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建立适合分析本土历史经验的“范式”；而在“情感”上保持对自身历史的温情和敬意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被过于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这样才可以达到对中国制度经验的客观态度。

  （二）如何看待秦汉的延续和变化？

  “汉承秦制”是一个事实性描述，描述的主要是秦汉时期郡县制替代封建制，成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过程。事实上，封建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难以维持。这说明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国家，无力解决随着诸侯国的强大而产生的破坏政治等级和亲疏关系的问题。虽然孔子对礼乐征伐不从天子出表示了愤慨，并对发生在郑国和晋国等地的铸刑鼎所可能对礼乐制度产生的冲击表示担心，但周公创立的西周封建秩序并没有因为孔子的“不满”而停止其发展和蜕变的脚步。随着兼并战争加剧，列国需要不断集中权力，需要控制户口、掌握兵源、扩大税源，以抵御其他国家的侵凌，由此，分封制逐渐被阶层性的地方行政系统所取代。例如，商鞅变法就主张“集小乡邑聚为县”（《史记·商君列传》），将风雨飘零的封建世袭采邑纳入集权化的权力管辖范围之内。秦国的成功可以有无数个理由。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说，其打破官爵的世袭、鼓励通过耕战来获得地位和财富的新型制度，展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因此，在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并咨询新帝国的制度架构的时候，李斯的建议就强调了血缘凝聚力的限度，而主张以权力分配为纽带来推行郡县制，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基本国家形态。

  儒家认为，秦国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丧失了民心。汉初也有人指出，秦国不封建亲属，导致在遇到叛乱时皇帝不能获得有效的支持。但在我看来，造成秦国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建立统一的大帝国所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超过了其财政的支持能力，以及片面强调中央的强力统治，缺乏对于六国的多元性的足够重视。

  我们知道，为了在全国建立有效的统治，秦帝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北方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的骚扰、打通到西部的道路、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以使政令畅达，等等。这种积极的，甚至激进的政策，大大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并引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和随后楚、汉的抗争，灭亡了秦国。

  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继秦而起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国家。汉初的国家形态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向封建制的复归，即对于军功阶层和皇族的分封，但郡县制依然是基本政治制度。分封和集权的矛盾很快显现，表现为皇帝对军事首领的不信任和诸侯王的叛乱。汉初几位皇帝逐渐平复了各种叛乱，维护了垂直集中的权力体制，同时吸取秦国灭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终于在文景之治后，迎来了汉武帝刘彻。

  （三）汉武帝与儒家国家的形成

  对汉武帝的评价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尽管正是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让儒家的价值获得制度性的优势地位，但后世的儒家并没有将汉武帝视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君王。因为他治理国家的许多方法，是“霸王道杂之”的。比如他对匈奴的军事进攻和对西域的开拓，耗费了巨大财力、牺牲了很多士兵的生命，这些都不符合首先在本国内部树立道德理想，然后等待周边国家归附的儒家秩序观念。而他为了维持战争开支而实施的盐铁专营、酒榷、均输等财政办法，使得行政权力过度介入经济活动，也不符合不与民争利的儒家经济理想。但我们从政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之后，如何建立起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角度，可以看到汉武帝更系统的想法。

  首先，他重视价值体系的建设。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确立儒家价值的独尊地位，并建立太学来培养经师，这些都纠正了秦国过于技术主义的治国路线。在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禁止人们阅读和议论，而汉武帝则与董仲舒系统讨论了政权的合法性和如何进行理论再生产的问题，显示出他拥有“致太平”的宏愿。汉武帝处理集权与新征服土地的方法，也秉持了儒家的“多元主义”倾向，使江南一带得以保持其原先的生活方式，并免除其税收，让汉帝国保持了凝聚力和吸引力。而对于不断入侵骚扰的匈奴则采取武力回击的方式。

  其次，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与原先相对独立的封建制度不同，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这是通过原先的小农生产方式所不能达成的。桑弘羊的出现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志。我们从《盐铁论》中可以看到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争论的核心问题。如果说贤良文学是理想主义的儒家观念的坚守者的话，御史大夫则更加强调新型帝国所需要的管理技能。虽然我们发现，所有的经济手段并没有如其设计者所期待的那样，能够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但是他们对于消费、生产关系的认识，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于经济活动规律、以及经济对于超大型国家管理的重要意义的认识高度。这些在潘岳先生的文章里都有十分精彩的讨论。

  任何国家的存在，都需要有价值作为基础，否则国家就成为纯粹工具性的暴力机构。但好的国家治理并非是理想的现实化过程，而是从现实出发，不断靠近理想的过程。近代以来，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下，过于重视制度移植，而忽视了内生性制度的设计，否定了中国数千年历史所积累的国家治理的经验，从而使得我们难以真正建立起对基于自身文明的制度的信心。所以，关注如何在文明的互鉴中，吸收其他文明的经验，发掘自身文明的生命力，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自觉”。